作者:顾雪衣

江苏卫视有个叫“我在岛屿读书”的谈话类节目,嘉宾余华在提到《射雕英雄传》时,没有任何正面评价,只说在看的时候恋爱情节全部跳过,“因为我是去看那个打的(打斗场面),这是目的”。

只看打斗场面,说明他把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作快餐类读物,这也就不难理解同为知名作家的王朔,在《我看金庸》一文中为什么将金庸小说列入“四大俗”。他代表的可能不是个人,而是当时大陆文学界某些人的意志,否则无法解释此文为什么会刊登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。

这类中央主流媒体,具备极高的政治敏感度,对于舆情有着精准的判断和把控。从“挑战金庸,前无来者”这句富有挑动性的按语就能看出,剑指金庸的意味过于明显,当然也就不怕由此引发的滔天舆论。在此之前,不会没人这么想,只有王朔会公开说出来,符合他一贯横冲直撞、口无遮拦的文痞形象。他对鲁迅、余秋雨、张艺谋等人的批评,也都有一种“混不吝”的架势。

金庸有十五部小说,王朔却不愿花费过多力气,只是技巧性地将火力对准《天龙八部》,作出了最为猛烈的抨击。这部背负着金庸在文学史上开疆拓土梦想的作品,就这样被带到论战当中:

对于《天龙八部》的指责,并不是从王朔开始的。远在1966年,梁羽生化名“佟硕之”在《海光文艺》杂志上发表了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,文中就有较为严肃的批评。尽管这篇文章给出了很多人尽皆知的观点,如“开风气者梁羽生,发扬光大者金庸”“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,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”等,还是有很多人没注意到他对《书剑恩仇录》《雪山飞狐》,以及“射雕三部曲”都有褒贬不一的论述,并且重点提到《天龙八部》:

同样一部《天龙八部》,陈世骧看到的是“无人不冤,有情皆孽”,梁羽生看到的是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,王朔看到的则是“以道德的名义杀人,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”。虽说文学鉴赏本就因为评论者的知识结构不同、审美喜好不同、立场角度不同,结论也会有所不同,几位大家的看法如此大相径庭,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陈世骧的评论出自他给金庸写的一封信,附在《天龙八部》书末,随着小说的风行天下皆知。作为文艺理论家,观点可能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支撑,但他缺乏对于小说的真切实践,这就是为什么看他的文字,总会在感叹其才华横溢之余,有一种无法亲近的隔阂感。

作为金庸同事兼老友,新派武侠的开山祖师,梁羽生当然比所有人更有资格批评金庸小说,不过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这个话题过于古老,探究起来要上溯到荀子的“性本恶”理论,还有荀子学派和孟子学派之间的争论,这样会偏离主题,不妨留待日后讨论。倒是王朔的“以道德的名义杀人”一说,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武侠世界里,更有商榷的价值。笔者最近在重读《倚天屠龙记》,注意到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,宋远桥说过这样一段话:

作为张三丰的徒弟,武当七侠之首,这番话大义凛然,无可挑剔。偏偏在说这段话之前,还有一些心理描写:

这不就是在以道德名义让宋青书去杀人吗?真实目的不过是报私仇泄私愤罢了。数月前笔者看到有人批评古龙,说他不如金庸擅写人情世故,为此还略感不平。现在看来,此言不虚也。

武侠小说少不了杀人情节,要杀人总要有个理由,以道德名义杀人,就成了很多武林人士的首选。但这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,还要看作者对此持有的态度,如果是予以抨击批判,就没问题。金庸到底是怎么想的呢?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,洪七公杀人。他在打压裘千仞时,是这样说的:

洪七公代替了官府,代替了公检法,居然可以掌控三百多人的生死,批评者有之,羡慕者有之,理解者有之,可所有人都没注意金庸对此的态度。书中随后出现了这样的旁白:

金庸用到“大义凛然”这个词,完全是赞许、推崇的态度。如果强行洗白,可以说洪七公作为小说人物,这样说符合他的性格,没有多大不妥。那金庸对此的态度,就有了问题,他就是在肯定以道德名义杀人这种做法。如果侠客可以审判他认为有罪的人,侠客犯罪,又由谁来审判呢?遇到岳不群那样的伪君子怎么办?遇到灭绝师太那样永远以绝对正义者自居又怎么办?金庸其实已经给出答案,或者你比他更强,或者他自己愿意死,否则谁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。

武功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。如果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,那就武力解决吧。强者为尊,谁武功高谁就有话语权,谁就可以肆意妄为。这还是武侠世界吗?好像还真是,如果再有过硬的靠山,就算杀人如麻,也一样能逃出生天。例子太多了,随手就能举出几个:

——谢逊连续作案三十余件,无数豪杰死于其手。后随渡厄修行,成为一代大德高僧。

——欧阳锋杀死江南七怪中的三怪,也没见郭靖追杀,反而三擒三放,直到和洪七公相拥大笑而死,算是寿终正寝。

——萧远山杀死多名证人,甚至包括乔峰养父母,后被扫地僧收服,皈依佛门。

这三个人至少有两大共同点:第一、都是绝顶高手。谢逊是明教四大法王之一,欧阳锋是天下五绝之一,萧远山在雁门关之役,身陷重围还能连杀十七名高手。第二、都和主角关系密切。谢逊是张无忌的义父,欧阳锋是杨过的义父,萧远山是萧峰的父亲。

这两点才是他们满手血腥,却依然没被制裁的真正原因,金庸总是喜欢给和主角有连带关系的绝顶高手放下屠刀的机会,还可借此显示出佛法的宏大。就是委屈了段天德、余沧海和木高峰这些缺乏聚光灯照耀的二三流角色,他们总能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什么叫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。武盲有一篇奇文,名曰《你也想写武侠小说吗?》,这样批评郭靖:

有人可能会说,武侠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,自成一个体系,在杀人方面就不要苛求了。这么说当然有些道理,但金庸一直在标榜家国天下,国家的三要素就是居民、领土和有效的政府——政府就包括司法机关。一边叫嚷“为国为民”,一边大杀四方,完全无视司法机关存在,这样的设定不怪异吗?在这种设定下走出来的主角,还能称之为侠之大者吗?《水浒传》都不敢这么写,宋江发配于江州,林冲受审于开封府,武松收押于东平府,皇帝可能昏庸,官员可能腐败,对法律却不能不敬畏。

小说还要讲思想性和艺术性,如果武林中的强者都是这样堂而皇之操控别人的生死,有多大文学性可言呢。洪七公认为杀了三百多人是在主持正义,那余沧海灭林震南满门,左冷禅灭刘正风满门,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毫无过错。你认为只是你认为,我当然可以有我认为。

金庸小说里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,有组织地团伙杀人,而且是以正义之名,这就是名震天下的侠客岛。“赏善罚恶令”一出,不服者就予以诛杀,甚至会牵连满门,龙岛主却波澜不惊地表示:

金庸非但没作丝毫批判,甚至借白自在之口颂扬道:

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,古龙在《护花铃》中曾对这种以超强手段左右他人思想,甚至生死的行为进行过反讽。书中也有一处岛屿,“在虚无缥缈之间,世人难以寻觅”,名曰“诸神之殿”,“乃大忠大善之乐土,然非武功绝高之人,难入此殿一步”。南宫平上岛之后,才发现岛主南宫永乐虽然武功高绝,却是一个独裁者,强迫岛民研究炼铁成金,隐身来去之术,妄图在这些幻想实现之后,建立流传百世之功业。

这明显是黑化版的侠客岛,如果说《侠客行》是成人的童话,《护花铃》就是在童话与现实中游走,它告诉读者一个极简单,却又极可贵的道理:就算一个人有再高尚的理由,也不可以将个人意志加诸于人民身上。

古龙笔下当然也有很多杀人者,甚至有些小说的主角就是杀手刺客,比如孟星魂和高立,他们杀人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要和洪七公、龙岛主对比,当然要找绝对正面的人物,比如《护花铃》里的龙布诗和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里的李寻欢,他们是这样说的:

龙布诗是第一勇士,李寻欢是第一名侠,这两个人完全能代表古龙笔下的侠客对于杀人的态度,一言以蔽之,曰:“快意恩仇!”可能有人不解,为什么洪七公就是“以道德名义杀人”,到龙布诗和李寻欢这就变成快意恩仇?原因就在于古龙和金庸给出的理由很不一样。

洪七公所杀之人,按他自己的说法,“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,就是大奸巨恶、负义薄幸之辈”。龙岛主所说“无一不是罪有应得”也是这个意思,他有本“赏善罚恶簿”,里面就记载着所杀之人的恶行。——这两个人就是在以道德名义杀人。

龙布诗口中的“无不可杀之人”,实际上和李寻欢是一个意思,“死的都是该死的”。他们杀人没有洪七公和龙岛主那么多理由,觉得“该死的”就杀,这不是快意恩仇是什么?

谈到快意恩仇,就不能不提《三少爷的剑》中的谢晓峰,在“口诛笔伐”一章中,他为世人贡献了一场“教科书”级别的杀局,完全符合他惊才绝艳的天下第一剑客身份。

谢晓峰是非常之人,行使的是非常之手段,在帮不懂武功的施经墨消除心底深埋多时的仇恨时,所用的道具只是一支笔、一张纸、一个信封,还有几句话。

当施经墨写好名字后,谢晓峰拿着装着名字的信封,转身面向小弟:

此时的谢晓峰,虽然最多只剩下七天生命,却又如同“教父”柯里昂附体,即使在他表现怜悯和仁慈的时候,也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一个强者的冷峻威严。

假如施经墨没有毁掉信封,而是把仇人名字交出去,会不会真有人因此在世界上消失呢?即使这个人过错不大,罪不至死,毕竟谢晓峰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。

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,没有人可以给出准确的答案。在场的人只看到施经墨在放下仇恨的同时,汗泪齐流,几乎完全瘫软在地上,困扰他多年的心魔也已消失不见。

能在举手投足间做到救人救心,谢晓峰肯定是洞察人性的高手。他不但是剑神,也是顶级的心理学大师,甚至禅宗许多启人开悟的大德高僧也不过如此。